header photo

导读276

笑蜀:受害者何必为难受害者——我之教师节说教师

September 10, 2017
09.10 21:16
阅读 5899

摘要:今天我要说,H 老师,其实你并没能“矫正”我,虽然你费了那么大的苦心。每当回想往事,回想你对我的现身说法,我体味到的却不是你要我体味的身为一只蚂蚁的恐怖和畏惧,而是强烈的悲愤和使命感。

编按

今天是教师节。说到教师节,不能不说到毛对知识分子尤其对整个教师群体的“臭老九”定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毛这个定位,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教师节。

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教育,主题就是洗脑,就是培养接班人。但即便如此,毛仍极不满意。所以文革中,前十七年教育被当作“一条黑线”彻底否定,老师被整个划为“臭老九”,学生疯狂批斗老师成了时尚。为什么改开后,教师节被选在毛去世的次日?我认为这是意味深长的。

近日流行一句名言,即今天的老师“大都是一整套洗脑流程的组成部分,长年累月地对学生进行精神上(有时也有肉体上)的残害,禁锢学生的理智,催眠学生的良知。”这我是断断不能同意的,一如我不同意毛对教师“臭老九”的定位。我认为这名言之简单、粗暴、无限上纲,跟毛对教师“臭老九”的定位,内在气质颇相似,太夸张了。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教育,今天中国的教师群体,无论有怎样的问题,比起文革前十七年,还是属于两个时代、两个世界。且不说一半老师是讲授自然科学的无关洗脑,还有一半老师讲授非自然科学,其内容相当比例属于公共知识,也无关洗脑。即无关洗脑的老师已经占了大半。把今天整个教师群体说得那么不堪,指控那么严重,我不知有何统计依据。

其实,我对中国教育一直持批判态度的,这有很多文字作证,但我的批判,主要锁定教育制度本身,而不是主要针对整个教师群体的道德批判。在我看来,把中国的教育失败主要归咎于整个教师群体的道德问题、良知问题,主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批判,这对大多数教师是不公平的,反而客观上转移了批判的锋芒,减轻了对制度之恶的追问。

所以我愿意在今天,向老师们说声谢谢,尤其是我的所有老师。我的记忆中,他们没有一个害过我,无论主观客观上。恰恰相反,我一生的成长,既是自我反思自我努力的结果,也有老师们引导的结果。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的确因为各种限制,认知上有不足,但没有到能够害我的程度。而且我对他们认知上的不足也抱以同情的理解。认为大多数老师都是“残害”我、“禁锢”我的凶手,这不符合我的个人经验,是我完全无法想象和接受的。那些为针对整个教师群体的道德抹杀喝釆的网友,难道你们的个人经验跟我相反?所以你们的反应也完全相反?

把教师从整体上否定掉,把他们重新归为“臭老九”,掀起批斗整个教师群体的新高潮,如果这逻辑延展下去,其他行业又如何?整个医生群体,整个企业家群体,整个注册会计师群体,整个编辑记者群体,整个作家艺术家群体……,甚至可以包括整个律师群体(毕竟人权律师才区区数百人而已,仅占数十万律师千分之一),哪个群体没有同样问题?以今日中国之现状,有多少行业可以幸免?其必然结果,不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么?不就是大规模的民众内战么?这最终对谁有利,最终是谁最需要的,不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么?

我主张把批判的锋芒主要锁定制度,而不是整个教师群体,并不等于我否认教师群体本身的问题。他们当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他们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但这批判应该是节制的,有边界的,而不能无限上纲,呼啦啦一棍子全扫倒。那么什么边界?以我愚见,至少以下四点:

第一,批判整个教师群体,以及针对民众的任何道德批判,必须把自己摆进去,不能灯下黑,自己只管抢占道德高地,而忘了自己的问题。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耶稣与妓女的故事:

文士和法利抓到妓女后,把她押到耶稣面前,要求按摩西律法用石头将她砸死。耶稣只是沉默。法利不依不饶反复逼问,耶稣仍一言不发。这时,众人一个个聚了过来,都要求耶稣处置那妓女。耶稣看了看众人,用手指向那妓女说:“如果你们中间谁认为自已从来没做过错事,谁就可以用石头砸死她。”众人听了这话,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慢慢地,一个个都散去了。

这故事对今天一些卫道士之重要,恐怕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至少我个人,见识了太多“灯下黑”式的道德批判,即老民谚所称的“马列主义装到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道德批判,实际是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自己纯洁如处女,自己永远正确,自己决不忏悔,批判锋芒永远只对人不对己,永远只律人不律己。某种程度上,这恰恰是反道德的。

第二,批判整个教师群体,以及针对民众的任何道德批判,应该先有同情的理解,应该是同情理解基础之上的道德批判,才会是善意的,才可能得到对方善意的回应,促成对方的自我反思,而不是导致敌意和对抗,导致民众不同群体之间的内战,总之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第三、制度批判永远比针对教师群体的道德批判更重要,永远应该把制度批判摆在第一优先的位置。

第四,同样比针对教师群体的道德批判更重要的,是对教师合法权益的维护。必须明确,教师也处在民众的位置上,其合法权益同样每天遭受侵害。没有权利,谈何道德。在教师群体问题上与其主要诉诸道德话语,不如首先诉诸权利话语。首先尽最大努力帮助教师群体去争取其合法权益,去维护其合法权益,这才是正道。

中国的确太多烂污,那些烂污不可能不让人愤怒。但愤怒应该对准方向。民众固然有责任,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民众不是终极责任者,愤怒应该主要针对终极责任者而不能主要针对民众。哪能天下皆醉我独醒,受害者何必为难受害者。

正文之先,说说这些题外话,是为编按。以下言归正传。这是我多年前的旧文,它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我为什么主张对整个教师群体要同情地理解。

吾与吾师——我的一段怪味回忆

笑蜀

他原本不是我最敬佩最亲爱的老师。

走在大街上,你很难把他和特级教师的头衔相连。他的衣服是灰的,他的脸是灰的,在灰的人群中,简直毫无生气、毫无特色可言。让人过目即忘。

但,他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老师。

姑且叫他H 老师吧。

认识H 是在高一。他从外县调来,教三班的语文——那是尖子班中的尖子班,自然,师资配备也是最尖端的。同学们对他极为仰慕,他的各种故事在校园不胫而走。

那时他没有教我。我也在尖子班,但没能考进最尖端的三班——我的理化太差,拖了后腿。教我语文的F 老师在本县也算有名气,比起他来却是差了一点。

F老师和我非常亲密。他对我好像寄予极大的期望——期望我成为他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的传奇。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个隆冬的晚上,他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靠着操场边的双杠,谆谆教诲了我差不多两个小时。大意无非是,家乡实在太封闭太落后,留在家乡不会有任何出息,我必须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到那里做大学问、成大事业。否则,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还有一次,我期中只考了个全班第十三名。成绩公布的第二天,他走到我面前,一边敲着我的桌子,一边嘲讽说:“能干啊,第十三名同志!”众目睽睽,当时我真恨不得马上打个洞钻到地下去。

现在,我告别母校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中我也回过几次家乡。但我从不敢踏进母校一步,我不敢去见他——因为我并没有象他期待的那样,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我并没有象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他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的一个传奇。

说远了,就此打住。

H 和F 在一个教研组,办公时常相对而坐。但两人在心理上并非亲近,而是咫尺天涯。这一点,在我即将升入高二时才知道。初夏的一个晚上,F 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寝室,告诉我,下学年他不再教我。我很震惊:“那谁来接替呢?”“H ”。我恍然大悟——高二我们将要分科,我所在的班将是全年级唯一的一个文科班,要配备最强的文科老师。在这时把F 老师从五班调出而换上H 老师,明显地是对F 老师的不信任。F 老师神情黯淡,可我生来笨嘴拙舌,心里万分同情,却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两人相对默然。这样坐了一阵子,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F 老师忽又把我叫住,低声说:“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我有点惶惶然了:拜托这个词,我当得起吗?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F 老师如释重负。然后告诉我,他和H 老师其实早就面和心不和。H 老师太自私,太保守,把他的教学经验当秘密武器,从不向同事透露半分,甚至他平时出的测验题,都不让任何别的老师知道。而这对他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他必须向F老师学习。

我这才明白F 老师的苦心,更惶惶然了:这不是要我做间谍吗?H 老师要知道了,会怎样看待我?可我又不能拒绝,毕竟,F 老师有恩于我。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高二第一堂语文课,登上讲台的果然是H 老师。同学们一见他就使劲地鼓掌,一个个喜笑颜开。我却无精打采——我不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已经习惯了F 老师的风格,现在要完全丢下F 而去适应陌生的H 老师,在我并不是很有信心。更何况,我将要在H 老师和F 老师之间,扮演那样尴尬的角色。

不知是因为“做贼心虚”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发现,我和H 老师的关系从此微妙起来。他看我的目光,似乎总有那么一种深意——一种冷意。因此我常常下意识地躲闪他。而且我觉得,他讲课似乎并非精彩纷呈。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喜欢的是激情,是跌宕起伏,是标新立异,F 老师之所以深得我心,主要也就是他的气质和我投合。H 老师则不然。他那么正统,那么温顺;他的课那么平静,那么中规中矩,无声无色,在我的心中荡不起一丝涟漪。因此,当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时,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开小差,在桌下摊开一本什么小说或什么诗集,让自己沉缅于另一个世界。H 老师本来就心细如发,而且我是重点培养对象,怎么会不注意到我的唐突呢?但他对我没有一句申斥,而是很巧妙地,常常在讲课中间突如其来地向我提问。好在我运气不错,虽然毫无准备,但他的提问大多没有超出我当时的知识范围,我大多能比较从容地对付过去。于是,课堂上彼此还能相安。

真正的冲突是作文。自小,我便享有“秀才”之誉。倒不是我的文笔真的丰神伟秀,而是说,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个特殊年代,在同龄人上学等于失学的那个特殊年代,由于家庭条件的得天独厚,我稍稍多读了几本书,相对同龄人来说,我的文字功底也就稍微扎实一些,也就因此,我自小在这方面有着强烈自负。直到高一,似乎没遇到过敌手。没成想,H 执教之后,我的作文成绩竟一落千丈。高一作文平均能在85分以上,到高二,竟常在七十到八十之间徘徊。超乎我之上者大有人在。H 每月推荐一批范文,我也总是榜上无名。这对我的自尊心绝对是个打击。认真学习H 推荐的范文,我更愤愤不平——那些范文在文采上,在立意上,似乎不足称道。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我开始研究H 给我的作文下的批语,结果发现,他的批语并不侧重我的文采、我的立意,而大多侧重所谓“格调”。我自以为独出心裁的格式,在他是不合规范;而我自以为是描写真实的那些情节,在他则是“过多地反映阴暗面”,“低沉”。我体会到,H 之最大特点,是教会学生如何琢磨框框。善于琢磨的,在他就是优秀的;不善于琢磨或不愿琢磨的,他会费尽心机把你引向框框。我想起高一的F 老师,他是完全相反的思路。我之所以受到他的特别关注,主要就在于我的一身棱角。课堂上他总喜欢对我提问,而且鼓励我给出与他、与书本不同的答案。每次得到高分的作文,无一例外地总有这么一句评语:“不落俗套”。对比两个老师的两种思路,我对H老师颇有些不以为然:如此教学,哪能教出人才,至多不过是人材而已!

在我的小圈子中,我从来以倔犟著称。多少往事如云如烟,早随风而去。有件小事我却是历历在目——读五年级时被老师“刮胡子”。我父母都属于“黑五类”,我被“红五类”欺负就成了家常便饭。好在班主任比较欣赏我,每当发生争执,总站在我一边。但有一次班主任出差,别的老师代管,就轮到我倒霉了——这天下午我又和其他同学发生争执。代管老师一口咬定责任在我,我死不认错,被老师赶到操场上罚站。站到放学,站到老师吃晚饭,无论代管老师怎么软硬兼施,就是板着脸,一声不吭。代管老师实在无法可想,最后只好一挥手:“唉,走吧走吧,没见过你这么倔的孩子!”我这才背上书包,一个人摸黑踏上九曲十八弯的的山路回家。倔脾气也影响到我和H 老师的交往。我已经破译H 老师“不喜欢”我的秘密,知道怎样做才为H 老师所喜欢。但我认定H 老师没道理,因此始终不愿消解对H 老师的排拒心理。上课时依旧埋头诗词歌赋,写作文依旧信马由缰。理所当然地,我也就继续为H 老师所“不喜欢”。一直发展到高二下学期,H 老师可能认为孺子不可教,对我终于不再有所眷顾,于是我在课堂上彻底自由。

这时的师生关系,非常冷淡。下课时其他同学都要去包围他,问长问短,我却总是旁若无人地拿着球拍第一个冲出教室。路上遇见他,能绕道尽量绕道,实在无路可绕,狭路相逢,这才勉强喊声“老师好”。高考预选时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对于我和H 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两人至此成了陌路。

八十年代初,四川实行高考预选,即在正式高考之前,全省先行统考一次,过关的学生才有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其重要性无须赘言。但就在这样重要的考试中,我的作文得分竟然创历史最低:零分。成了轰动全校的一桩奇闻。那次考试的作文题是《高考有感》。我们当然不可能预测到,但这个话题肯定是我们关心的,平时不免多所议论。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农村同学——在当时,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金榜题名有如得道升天,榜上无名则有如跌落深渊。他们因此寝食不安。这些我是亲历亲见,预选考试时,便不假思索,将之形诸笔墨,以日记体形式,记述了他们的希望、焦虑和惶恐。我自以为写的是真实生活,抒发的是真情实感,应无大碍,岂料有如斯结局。其他各科成绩还算凑合,终于通过预选;但我一向以“锦绣文章”傲视同窗,预选作文竟吃零蛋,遭此奇耻大辱,哪能不气急败坏。

预选后,班主任、各科老师直至教导主任联翩登门,一个个苦口婆心。主题只有一个:要我从高考预选作文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切勿在正式高考中重蹈覆辙。H 老师则始终不露声色。有消息称,我的预选作文评分乃他亲自掌刀。我据此断言:H 老师有意与我为难。对H 老师也就不再是简单的冷淡和疏远,而是满怀仇恨了。每当狭路相逢,我不再回避,而是视若无睹、昂首挺胸地擦肩而过。

“七月战争”终于来临。整个“七月战争”期间,一直细雨连绵,天气出奇的清爽。我的精神也出奇的清爽,仿佛胸中自有百万兵。在这种状态下自然发挥最佳。成绩公布,全校老师无不大吃一惊:预选作文吃零蛋的人,却在正式高考中轻松夺冠,总分和语文单科均居全县榜首。

我自知考的不坏,但如此结局,仍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于是得意忘形。一次,在电影院偶遇H 的一个得意门生,他曾在考前放话,非中山大学不进,为了和他一比高低,考后报志愿我也填了中大。中大通知书在我是如期而至,他却只考进川师。电影院偶遇时,我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明知故问地向他打听:“哥们,考得不错吧,取到哪个名牌学校了?”把他弄了个满面红光。对H 我不敢如此张狂,但不理会他的勇气还是有的,成绩公布后的一个多月里,一直躲着不和他见面。

但最终我还是没能躲过他。八月中旬的一天,几个非常要好的同学约我去母校玩,半开玩笑地把我强行拉到了他的家里。大家照例围着他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却金口难开,H 老师问一句就答一句,没问到绝不多嘴,独自袖手旁观。从上午十点聊到近十二点学校开饭,大家这才知趣地告辞,我如获大赦,随着大家一起往门外走,不料,刚走到门口,突然听到一声喊:“小陈,你留一下。”H 老师的声音,真真切切的H 老师的声音。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停了步子。

剩下我和H 老师独自面对了。一段难堪的沉默过后,H 老师终于开口:“小陈,你看着我。”我勉强瞟了一眼,马上收回目光。

“你发现什么没有?”我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你没发现我已经秃顶了?没发现我苍老?”我不能不承认,的确如此。

“但你知道我的实际年龄吗?”没等我回答,H 老师又说:“1957年我十八岁。你算算,我今年该多少岁?”我大吃一惊:1957年十八岁?那他不是四十才出头吗?正当年富力强啊。可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他至少年过半百了呢。

H 老师点燃一支烟。那一定是劣质烟,因为气味实在太次。而他并不是一个抽烟的人。刚吸了两口,他就止不住地猛烈地咳起来。

他干脆不再抽,却也没有把烟扔掉,就让一缕轻烟从指缝中升腾。他的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一双眼球已经浑黄。

“1957年我十八岁,正读大一。”他望着窗外说,幽幽地说,仿佛自言自语:“那时我和你现在一样年轻;和你现在一样,充满激情和理想;和你现在一样天不怕地不怕,放言无忌。”“但正因为这一切,1957年,十八岁那年,我成了右派。然后,我被学校扫地出门,流放到新疆……”。喔,原来他有这么一段经历,我倒是闻所未闻。我对他开始有了一点怜悯。可他为什么要给我说这些呢?

“你的预选作文是我改的。”H 老师终于掉过头来,看着我说:“你一定恨我。”“不”,我马上回答。但我的声音那样飘忽,那样的没有力量,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这时,我分明看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你不要骗我。我还不至于这都看不出来。但我的确不是要害你,我只是想警告你,因为你太自以为是了,太放肆了!”说到这里,H 老师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把指缝中的烟掐灭,扔到窗外,用手指着我,音调已经有些颤抖:“你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危险的!你不知道政治多可怕,社会多可怕!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你是什么?!你不过是只蚂蚁!不要以为你有点才气就可以傲视天下,你那点才气没用,人家不需要。在人家的眼里,你仍然不过是只蚂蚁,踩死你只在须臾之间!”“你太固执、太不懂事了!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你一点不知道利害!我经历过,我知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我当年那条路,不能!”一行浊泪夺眶而出,在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缓缓流淌。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我楞了,整个地楞了。后来的情节,仿佛是一部默片,只模糊记得他朝我指点着什么,朝我说着什么,但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他究竟还说了些什么。等他说完了,象一只泄气的皮球颓然坐下之后,我才敢小心翼翼地问一句:“老师,我可以走了吗?”H 老师靠着桌子,双手支着下巴,略微点了点头。我赶紧落荒而逃。

自那以后,我再没见过H 老师,但总是时不时听到他的消息。就在我告别家乡那年,他被评为劳模,曾戴着大红花到县委礼堂做报告,稍后又晋升为特级教师。他之晋升为特级,当然是因为他在教学方面的赫赫战绩——历年高考语文尖子,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也包括本人在内。

但,今天我要说,H 老师,其实你并没能“矫正”我,虽然你费了那么大的苦心。每当回想往事,回想你对我的现身说法,我体味到的却不是你要我体味的身为一只蚂蚁的恐怖和畏惧,而是强烈的悲愤和使命感。所以,作别你之后,我仍然成了问题青年;现在,我又成了问题中年。我想,如果上帝再给我几十年时间,那么,我肯定也会成为问题老年的。一双冷眼,一副傲骨,一腔热血,尽管世事变幻无常,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这些在我是终生不改。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失败,还是幸运。

——原载2001年《同舟共进》杂志

文章由WeicoNote编辑

Go Back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