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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76

孙盛起:批判者的高贵

September 12, 2017

 

再烂的时代,也能看到高贵的身影;再好的时代,也需要直面黑暗的勇士。——批判者,就是这样一个高贵而勇敢的存在。

 

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注定是少数,但他们的价值,要比乌泱乌泱的“歌德”派高出千万倍。他们是国家的牛虻,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精神的诊断者。

 

英国,一个孤悬海上的狭窄岛国,在19世纪取得了迄今为止任何国家也没有取得过的成就:其疆域遍布五大洲,其语言、文化和制度影响和改造了整个世界。作为英国公民,生活在那样的盛世,民族自豪感必定油然而生。

 

可是,自豪感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也会成为掩盖黑暗的雾帐。所幸,还有人醒着,这些人没有加入歌功颂德的大合唱,而是勇敢地揭开大英帝国的疮疤,将肮脏和阴暗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狄更斯。

 

狄更斯以尖锐和审视的目光,用饱蘸批判的笔墨,无情地书写英国社会光艳“盛世”之下的困苦、仇恨和不公。“不公的本身,对于每一个慷慨和心理正常的人就是一种伤害,是最不堪、最痛苦和最难忍受的事;正因为如此,许多清白的良心饮恨而死,许多健全的心为之破碎。”他昂起高贵的头颅,为遭遇困苦和不公的人们呐喊,用充满“负能量”的声音刺痛国家的躯体,使沉浸在“盛世”狂欢中的人们清醒。

 

伟大的国家之所以伟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够容纳刺耳的声音。英国是伟大的,她不仅仔细聆听刺耳的“杂音”,而且对在自己的躯体上挖掘丑恶的批判者尊重推崇、褒扬有加——狄更斯生前被誉为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死后也被给予了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最高哀荣。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贫穷、受苦和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和狄更斯同时代还有很多以讴歌颂扬为能事的笔杆子,那么,他们在哪儿呢?如今还有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为了取得抹了丰厚黄油的面包而唱的赞歌,就像一时光艳的驴粪蛋儿一样,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有容纳批判者的胸襟。美国人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合著了一部《丑陋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如获至宝,建议国会将这部书作为每个国会议员的必读书;台湾学者柏杨写了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却因言获罪,被变革前的台湾当局判刑12年;更有甚者,因提了几句建议甚至赞美不够卖力,几百万人遭到虐待和迫害……

 

心理健康的人,决不会视指出其病情的人为恶意从而讳疾忌医;同理,一个健康的社会,正如那句著名的蔡氏名言所说,“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批判者的呐喊,这呐喊如同国家的听诊器,没有了这个听诊器,很多社会病情将会被掩盖和粉饰。

 

百年前,胡适先生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是一点病也没有,却不知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不好。”

 

百年后的今天,胡适先生的这些话,实在还应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

 

纵观历史,批判者,从来都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危险,抨击时代不公、鞭挞社会丑恶、揭露制度弊端,为的绝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呼唤光明和美好,推动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那些令我们景仰的名字——雨果、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鲁迅——莫不如此。他们因思想深刻而催人猛醒,他们因勇敢无畏而令人敬佩,他们因书写黑暗而高贵、而光明!

 

致敬!高贵的批判者们!

20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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