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er photo

导读276

Blog Component

荣剑:卅年轮回 时代依旧

September 21, 2017

2017年9月20日荣剑余潭

老朋友闵琦前几天给我发来一张合影,摄于1988年11月10日。这一天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该会议由闵琦、孙立平、郑也夫三人倡议发起,由北京社会与经济研究所、北京社会与科技研究所、国防经济研究会和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做主办方并承担会议费用,参加会议有200余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在全国有点影响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闵琦给我发来的合影,应该是摄于会议开幕当天,合影中有我许多熟悉的朋友,如家其、遵信、子明、盛平、军涛、闵琦、立平、思源、廷嘉、大德、小平、苏波、为民、也夫等,好些人都认不出来了,毕竟是三十年了,时间侵蚀掉了许多记忆。这张照片是珍贵的记录,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和身临这个时刻的一群人们。

关于这次会议的宗旨,我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景跃进、张静、孙立平等人曾经写过一个会议综述,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一期,该综述在提要里写道:现代化作为一种事业和目标,理应得到理论界的兴趣和支持。中国的理论界再不能对现代化问题无动于衷了。这是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全体与会者的最大认同点。

我作为会议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这篇论文的打印稿一直被李盛平保存在他的一大堆文件中,他是当时主办方北京社会与科技研究所所长,前些日子居然把我这篇文章翻找出来了,复印后给了我一份,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这话是对我这篇文章的好评?还是一种揶揄?三十年前讨论的问题,至今依旧还可以讨论,这是时间的轮回还是停滞?真是让人有点不胜唏嘘。

看着这张照片,有些朋友已经去国多年,有些朋友已经离世,有些朋友,包括我自己,似乎都老了。1988年,我是31岁,算是中青年,看身边的朋友,都是差不多的年龄。你看闵琦,多么年轻英俊!你看小平,就像个中学生!还有遵信、子明、思源、廷嘉、大德,谁能想到他们会过早离开我们。再看王东、苏波,一个陆军上校,一个海军中校,他们当时成立的国防经济研究会,作为主办方,参与地方的现代化讨论,这在今天估计连想都不敢想吧。八十年代的精神和理想,在这照片中,应该是昭然若揭。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但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讨,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了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改革路径选择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争辩和论证。当时的现实背景是,1987年10月召开了执政党的“十三大”,在这次会议上全面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方案,这极大地促进了民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现代化研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而展开。另一方面,1988年8月“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全面推行“治理整顿”政策,这一政策被民间许多人士认定是对改革的倒退和修正。在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经济改革全面收紧的情况下,几家民间研究机构于1988年11月组织召开全国现代化研讨会,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即希望通过民间的思想动员和思想供给来进一步推动执政党的改革步伐。事实上,党内的改革派也是期待民间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党内外的思想互动和整合,尽可能在全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改革共识。

研讨会开了两天,具体有谁做主旨发言或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深入讨论,我现在已完全记不起来了。闵琦因为最近身体不佳,难以系统整理这个会议所留下来的各种资料。我只好从网上搜索,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一位叫李赤的作者在《新闻记者》1989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里,是这么描述这个会议的研讨风格:“面对中国现代化的严峻危机和各种挑战,我国理论界一批近年来在各学科各领域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约200人,于11月中旬召开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讨论形式多样,有大会发言和辩论、组长挂题讨论,个人挂牌辩论,各家理论刊物的座谈会等等。没有一种论点可以成为主导,有一种观点存在,必有另一种反对观点提出。有的学者认为,出现这种多元的思想者群落,表明中国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已不再按原来的思考方式思考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段记述,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出这个会议的精神面貌。80年代的北京理论界,尤其是民间的理论讨论,充满着自由论争的风气和大胆探索的活力。

我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这篇论文,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有过充分讨论,我不记得了。但这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即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关系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大多数与会者普遍意识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正面临着一个政治瓶颈,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能不能让商品经济(当时市场经济还不能提)自由发展?我的论文应该是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提前预示了几个月后所发生的新权威主义大论争,因此,值得在这里专门说一下。

我这篇文章的定稿时间为1988年10月1日,写作的时间更早。该年上半年,包遵信和远志明准备共同主编一本新刊物,刊名叫《太平洋论坛》 。远志明向我约稿,我是专门为这个新刊物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主旨是为了回应在当时已经有所流行的一种主张,即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当时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还没有流传开来。在中央编译局的一次会议上,有包遵信、吴稼祥、远志明、俞可平等人参加,我宣讲了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吴稼祥显然对我的观点理解有误,他后来和我同时发表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那篇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述评,把我视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因为当时支持新权威主义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吴稼祥罗列了一个名单,上海有王教授和萧功秦教授,北京有张炳九和戴晴,同时他说,荣剑在一个场合(即中央编译局会议)提出了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商品经济,由此有点含糊地把我也列为新权威主义的支持者。1989年1月16日,《世界经济导报》同时刊出了吴稼祥题为《新权威主义述评》和我题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这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文章迅速引发一场全国性讨论。这个讨论的相关情况,我会在以后做一个梳理。

我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应该说是我提交给现代化研讨会文章的简写版。《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这篇上万字的论文,由引言和三个部分组成,标题分别为:

引言:中国当前的大问题;一、集权政治和自由经济:协调和矛盾;二、中国:集权政治的困境及其原因;三、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我在内容提要中对文章的基本观点作了概括: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客观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对集权,这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四条小龙”的现代化进程中找到类似的根据。但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尽快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迅速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统一。

现在重读全文,不能不感慨,勿谓言之不预,30年前,问题基本上都谈到了,当时我提到的“中国大问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予以概括:第一,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能否使经济自由化?在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集权政治存在的依据以及它所能发挥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第二,如果说自由经济能够在集权政治的条件下发展,那么,二者如何相处?经济的自由化能否长期容忍政治上的集权?第三,如果说自由经济不能和集权政治长期共处,那么,如何才能走向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统一?我由此提出的看法是:这三个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命运。30年过去了,问题是否依旧存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用“集权政治”来对应于英语词汇“autocracy”,就是力求以一个相对中性的词语来描述中国现实的政治制度,以避免意识形态的过多干扰。后来萧功秦教授创造出“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并被民间理论界所认可。记得好像是杨百揆在现代化会议的私下讨论时,介绍了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到7月在北戴河的一个会议上,萧功秦教授从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中总结出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后来的事实证明,萧教授是自创政治概念高手。新权威主义这个新颖的概念,为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依据,同时也为萧教授创造了持续三十年的声名。时至今日,萧教授还在继续打造新权威主义的2.0版,这可能是自《世界经济导报》引发新权威主义论争以来,理论上仅有的一点变化,也就是概念上的变化,而时代没有变,时代形成的问题也没有变。卅年轮回,人们重新回到了原点。

三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是长还是短?伟人可以轻松地说弹指一挥间,但一个人有几个三十年?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三十年可能真的是很短,不过就是历史的瞬间。我以前在谈到“历史时间”这个概念时曾认为,大的社会转型,比如历史上已经有过的“殷周之变”和“周秦之变”,分别建立了封建制和帝制,都至少经历了约三百年时间,从晚清开始的帝制向现代的转变是不是也需要三百年时间?如果从1840年开始计量,中国的现代转型不过才走了半程。当然,在三十年前,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社会转型或许可以加快100年。这是不是历史无法改变的宿命?

下一个三十年,只能由后人来见证了!

刘亚伟:少谈点真理,多谈点权利

September 20, 2017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虚置一个圣贤人格,用一个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高大上的理想标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来衡量每个人。

而近几十年的共产运动,是虚置了一个真理性的完美至善的理想社会,要进入这个理想社会,必须改造人性,塑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二者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马克思主义经由列宁斯大林的红色苏俄,传到中国之后,结出现在这样一个恶果,也许是一个命定的回避不了的过程。

 

几十年来,见惯了公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体公民权利的现象。

今天推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走出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对立,淡化传统的对人对事的泛道德主义评价,立足于人们的世俗幸福,以权利意识为导向,努力建设一个守规则、讲信用、顾及别人感受的良治良序社会。

所以我非常警惕那些以坚持真理的名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出现在公共言说场域的形象。

我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与其口口声声追求捍卫大而无当的所谓真理,不如实实在在地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

 

当下最深刻的愚昧无知是什么?个人以为,就是泛道德化意识和思维。泛道德思维遮蔽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道德道义压制着权利!

多数国人太热衷关注对别人的道德评判,不能容忍别人的道德瑕疵,却能容忍公权力对自己权利的侵犯,这已经成了这国的痼疾。

讨论一切问题,开始也许在其他地方,但无意识中,习惯性地,最后都会滑到泛道德主义的陷阱里去。比如讨论权利问题,最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道德指控,忘记了原来的出发点。

号称自由主义者,却与爱国贼们秉持同一种思维方式而不自知。这真让人无语!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不再允许有人试图在这里统一思想。信奉什么主义,遵奉什么道德都是个人的选择,不再是公权力的同一强制。

在某些朋友那里,真理的内涵现在由“主义”变成了“民主”。于是一些自以为“真正”掌握了民主精神内涵的朋友,一边标榜自己是传播和捍卫民主精神的战士,一边要求别人也向他看齐。稍有不同看法就被斥之为混账和脑残。

所谓“道不同不同于谋”,是传统社会的说法。现代社会是各种道,各种人,各种价值观念,都要和谐相处的一个社会。

 

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指的是它是一个权利社会,也即一个契约社会。现代社会的制度创设,是为一个世俗目的:保护每个人天赋权利,防范和制约公权力,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犯。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个人切实地主张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就是为天下人争权利;反之亦成立,为天下人争权利,也就是主张捍卫自己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致力的,不是一个高大上的真理性目标,它不代表真理,既不是以真理的名义设置的,也不是为捍卫真理不容置疑的地位而存在的。

 

现代性转型之后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全体国民共处于一个利益及安全共同体中。公民个人之间,从权利和契约的角度看,大家利益都是相关的,权利是平等的,身份是对等的。

谁也不再有权力对别人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道德教育。每个人也无须对所谓普世价值有多么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只要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思考和行动,就足够了。

 

不难看出,现代社会真正把每个人从道德强制和道德压力中解脱出来,从此不再有对社会对集体对模范的道德亏欠;不再需要道德伪装,也不需要抢占道德高地,更不需要以挑剔评判别人道德和人格瑕疵的方式,显示自己的道德存在。

守规则,讲信用,顾及别人的感受,成为每个公民的公共道德;总之,现代性社会,让每一个遵守公德的人,都能够受益于自己的德性行为。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刘亚伟,山东曲阜人,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五柳村2017年9月21日(星期四) 中午11:18收到

蔡慎坤:为反腐喝彩也为腐败忧虑

September 20, 2017

2017-09-21 慎说新知

 

文/蔡慎坤


 

《人民日报》头版本周发表长篇文章,理志气壮地宣称说:“要问这五年党和国家工作中最大的亮点、最得人心的是什么?最具共识的回答一定是:反腐败! ”

 

文章用一长串数字来佐证,披露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查处腐败大案要案毫不手软,并且形成强大震慑效应。截至今年6月底,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中央管理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万6000人。

 

同时,中纪委监察机构共处置涉及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236万2000件,立案141万8000件,处分140万9000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万4000人;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万多起,处理24万多人。

 

中央还推动正风反腐向基层延伸,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截至今年6月底,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万3000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万8000人。

 

这些惊人的数字一方面说明反腐成就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上到下腐败极度泛滥,腐败分子无处不在,绝不是此前所宣传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

 

本届领导班子反腐可谓轰轰烈烈,一举打掉了二百多个“大老虎”,踩死的“苍蝇”更是数不胜数!当人们在为打虎喝彩叫好之际,是否有过深刻的反省反思?为什么这块土地上盛产贪官?是官员本性使然,还是制度之恶?贪婪当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对官员对权力有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腐败分子绝不可能有如此之多。

 

那些被定点清除的腐败分子基本上都是一路敛财一路升迁,强大的各级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为什么没有早发现早纠偏?非要等到腐败分子捞足了赚够了民怨沸腾了才让其匆匆下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泛滥和蔓延的制度去哪儿了?

毫无疑问,只要制度存在漏洞,只要制度形同虚设,只要制度失去监督,任何人都有可能蜕变成新的腐败分子,任何人只要拥有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抑制不住疯狂敛财大搞腐败的冲动和特权!官僚制度缺失造成的腐败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腐败分子也不是极少数,不是打一批老虎就可以高忱无忧了!

 

这就是说,打多少老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打掉繁衍老虎的制度,如果不从根源上入手来解决问题,只能是打掉一批旧老虎,又繁衍一批新老虎,赶走孙悟空或许又会来个猴!这样一个产虎、养虎、打虎的恶性循环何时才是尽头?

 

美国作家梅斯奎塔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相当精辟的结论: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中,党纪国法对腐败分子帮派势力几乎形同虚设?前一段时间还有些古董理论家重新搬出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背书,试问:这些潜伏在党政军机关的腐败分子算什么阶级?如果按财产来说,腐败分子远远超过了西方所谓的资产阶级。

西方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一般都是靠创业辛辛苦苦积累而来,而这些腐败分子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其敛财的方式和手段又是什么?腐败分子完全是靠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国家资源任意挥霍,对国家财产疯狂掠夺,对普通老百姓明抢暗夺。这些腐败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破坏力,跟西方资产阶级不可相提并论。

 

 

西方资产阶级还懂得遵守法纪,照章程和规则办事,也讲诚信有基本的操守和良知。而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混迹于官场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权力、集金钱、集美色、集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于一身,干着丧尽天良、胡作非为的坏事恶事,对国家的安全、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对文明和民主的诉求,都构成致命的威胁和巨大的破坏。

 

 

治标又治本的反腐制度建设在当前往后,显得更为紧迫更为艰巨,一抓一大把只能说明腐败已经遍地开花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腐败的性质来看,腐败分子数量之多敛财之多己经完全超出了世人的想像!而在现行体制中,连党员也没有机会和权利来监督制约腐败分子,更甭提每一个普通公民了!

要遏制腐败持续泛滥,唯一的办法是还权于民,让公民或全党通过选举监督约束罢免官员,全社会包括政党和官员在内,都必须自觉地彻底地接受法律的约束和舆论的监督。这既是对政党和官员的一种保护,也是保证社会公正官场清廉的最好出路。当务之急是重启制度性建设,尤其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如果不能正本清源,解决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腐败分子依然会如同过去一样随时反扑甚至更猖獗更疯狂。

 

欢迎关注“蔡慎坤”“慎说新知”公众号:cskun999

 

蔡慎坤原创作品,欢迎分享转发

公号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蔡慎坤 微信公号cskun999

墙外仙:“谁建群谁负责”捅了马蜂窝

September 20, 2017

中国国家网信办于9月7日印发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微信群、微博群、QQ群等群主履行其管理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消息传出,微信群和微博群等立即炸开了锅。

这些网络群组,特别是微信群早已不是一股可以小觑的力量。2017年4月底,腾讯企鹅智酷发布了一个关于微信群的《2017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报告称,2016年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已达8.89亿,直接带动信息消费1742.5亿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2%;微信群已有1千万官方公众号和56万企业号,有2亿用户将微信与信用卡连接。这个报告还说,微信每天产生70万篇文章,已成为群友阅读新闻的第一渠道,其新闻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新闻网站和电视。这些数据显示,微信群对中国经济、舆论和政治的影响力都在迅速上升。

对网信办的《规定》,这个庞大具有影响力的微信群是怎样炸开了锅的呢?笔者仔细浏览了群友们的反响,发现反响有欢呼赞扬的,有恐惧应对的,有冷嘲热讽的,有愤怒声讨的,亦有插科打诨的。在各种反应中,欢呼《规定》的赞扬者绝对属于少数派,大概只有10-15%的留言属于正面赞扬。这些留言说,这个《规定》干得漂亮,必须点赞;它的出台,虽然不够及时,但是非常有必要;湖北日报网刊登陆仁忠的文章称,“谁建群谁负责”就是一剂净网良方,只要每个互联网群组都能营造清爽、文明、和谐的上网环境,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就指日可待。

可是绝大多数群友的反响则完全相反。他们当中有人很担心自己的微信群违规,赶忙关闭了事;有的说,他有三个微信群,这个《规定》的出台让他很害怕,他已经做好了“一键解散聊天群”的演习!有的说,《规定》一出台,吓得他赶紧解散了一百个微博和微信群。据说一夜之间,QQ群也解散了很多。有的则插科打诨地说,很多群把群主让给了外国人或身处国外的华裔,有个美国人一夜之间就成了70多个群的群主。

而冷嘲热讽和愤怒声讨的群友反响最大。他们的反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建议把互联网关了算了。很多群友说,关闭互联网,大家就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每天炒党章,举行背诵比赛,做做中国梦就可以了,要不然就学朝鲜把网断了让高层使用。

第二,批评国家严重倒退。他们说,一夜之间,国家倒退百年,竟搞连坐,当代中国连古代都不如;称现在的互联网搞闭关自守、文字狱、株连九族,一个都不缺了。有的网友把当今政府比作红小兵当道,认为《规定》出台就是文革来临;有的把它比作法西斯,说法西斯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还有的说,中共此举实在是在灭亡的路上狂奔。

第三,讽刺共产党黔驴技穷,滥用权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说,不让人民说话?自己做的好还怕人说吗?自己“四个”自信还怕人说吗?谁建群,谁负责?群主又没有工资还要担那么大的责任?有人拥有那么大的权力,下面的人出事,可是一点责任都不用担,还要被称颂。有人还说,眼看洗不了年轻人的脑了,就想在网络上下黑手,真有这群腐败垃圾的!

第四,认为中共患了恐惧狂想症。有群友说,群聊本是私下聊天,根本就不属于公共舆论,更不是媒体和出版物,在法理上它还到不了言论自由的高大上层面,群聊更像呼吸、打嗝等生理或生活功能,连这个也要“政治正确”,也要监管,还要连坐法,还要保甲!这是患了什么恐惧狂想症了!还有没有救了?

根据群友们的反响,可以小结如下:1)网信办的《规定》显然捅了马蜂窝,犯了众怒。2)网信办宁可触犯众怒,也要强整微信群等,其根本原因,就是唯恐它们和官方争夺舆论对像;3)用这种强行维稳的办法整治微信群等,反而给中共政权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同时显示了自称“四个自信”的中共当局根本不自信;4)网信办不惜触犯众怒,表明它急于在十九大前建功立业、讨好最高当局的心态,同时此举也反映了最高当局的意志,即把各类网络群组变成党的喉舌、党的工具和党的阵地。问题是,中共能做得到吗?

—— 原载: RFA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Monday, September 18, 2017

外媒:《检察日报》发文澄清社交群主不须为成员言论负责

September 20, 2017

官媒澄清社交群主不须为成员言论负责

RFA 2017-09-19

微信群主秀才江湖表示,为免日后被当局打压,现在于群内亦提醒成员,不要发表敏感的言论。(秀才江湖推特圗片,拍摄日期不详))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澄清,中国网信办近日出台的新规定,手机交友群组成员发表违法言论,群主毋须负刑责。但有群主认为,有关报道只是安抚民众,指政府日后必定追究群主责任。(黄乐涛 报道)

《检察日报》周二(19日)的报道,引述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称,民众误读了“谁建群谁负责”的意思,真正意思是指群主应该监督群内上传的信息,防止有人利用群组传播危害国安、危害公共秩序等等言论的违法活动。

群主若对成员违法信息无及时清除,或会被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整改,或因整改不力而被叫停群组服务。而根据法律,只有在群内的违法信息造成严重危害后果,而且群主是在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才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报道又引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表示,认为把管理部门的责任都归到群主身上既不客观,也不可能。互联网群组有群主、参与人、网络平台提供商、相关主管部门4个主体,而群主只是需要承担部份责任。

广东微信群主林先生表示,他认为当局定下新规定后,令到民众非常反感,所以检察院才发这篇报道,安抚民众。但他相信民众是不会接受政府指群主不用负刑责的说法,又斥当局经常利用国家安全为藉口,加强管控民众,只会令到他们愈来愈反感。

林先生说:当局这样做,就是这个社会对她出台这条规定意见很大及反弹很明显的,大家都说这个规定很荒唐的,是不符合法律的,那条法例现在又收回(当局修饰条例)。

记者问:群主是否不用负责呢?当局这样澄清,你作为一个群主,你相信吗?

林先生说:肯定是不相信,她出台这条规定,目的就是打压言论,本身就是不想有人建群。

他表示,当局早已在各个交友程式设立过泸软件,网民在发信息前亦经过软件过泸的,他不明白为何当局仍要定下法例,要群主及群内成员对言论负责,这样做简直是严重侵犯人民的权利。

林先生说:如果有什么敏感图片及视频等,微信都有过泸系统,是发不到上网的,因我都试过,图片内容是说政治的,发上去大家看不到,规定的目的,是阻吓网友说话。

经常于网上批评时政的微信群主秀才江湖表示,虽然当局说明群主不用对群内成员的言论负刑责,但是他为了保障自己,现在亦在群内提醒成员,不要再发表敏感的言论。

秀才江湖:曾经有群主因为群里面有所谓的有害信息,违法信息,群主被连累抓进去,有这样的案例的,(当局)想抓人的时候就那个规定,不想抓人就那个规定,模棱两可的,就是这样。我没有安全感,随时怕群成员发那个(敏感)的东西,我就没有安全感。他们目的达到了,就是恐吓这种。

关注事件的律师黄沙表示,从法律上来说,群主是毋须对群内成员的言论负责,因为群内一般都有数百人,群主没有可能管控每一个人的说话。

黄沙说:不用的,我个人认为(群主)不需要(负法律责的),因为好像你父亲犯罪,儿子有错吗?例如说这样亲密的关系,都扯不上关系,只是朋友关系,这样的关系来说,这都要负上法律责任吗?

本台分别致电网信办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希望了解情况,但电话却无人接听。


【附】2017年09月19日《检察日报》第4版上的《群成员“犯事儿”,群主要担责吗?》全文

群成员“犯事儿”,群主要担责吗?
专家认为,群主仅须承担必要的管理责任,而不是对成员的行为负连带责任
刘金林 刘明霄

 

 

  

 

  

  

 

  姚雯/漫画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下称《管理规定》),其中第9条规定,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以下统称群主)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管理规定》一出,“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成为网友热议话题,“群聊9不原则”也在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那么,《管理规定》所指的“群主担责”究竟指的是哪些责任?群主该如何管理互联网群组?在什么情况下,群主须承担法律责任?记者就这些问题分别采访了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和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

  “群主对群成员言行担责”纯属误读

  《管理规定》中所称“互联网群组”是指互联网用户通过互联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平台建立的,用于群体在线交流信息的网络空间,如微信群、QQ群、微博群、贴吧群、陌陌群、支付宝群聊等都属于互联网群组。北京的张女士属于网络活跃人物,在微信、QQ、微博都建了很多群,她向记者表示,群太多了,管理风险太大,感觉《管理规定》10月8日施行后,自己可能随时有“进去”的可能,所以准备退出或解散一些群。据记者调查,和张女士持相同想法的群主不在少数。

  对这种退群的想法,王卫国对记者表示,这可能是因为一些网友对《管理规定》出现了误读。有人将“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理解为“一旦群成员违法违规,就要追究群主的法律责任”,这其实是对《管理规定》的错误理解。王卫国认为,这个规定主要是要求群主对群中发布的信息承担起必要的管理责任。“群主应该监督群内上传的信息,防止有人利用你管理下的互联网群组传播危害国家安全、诽谤他人、危害公共秩序的言论或者从事传销等违法活动。”群主的管理责任不同于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群主的管理责任既包括服务群内成员的义务,也包括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一般来说,在违反后一种义务的情况下,例如对群内成员的违法信息没有及时清除,则可能被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整改,或者因整改不力而被叫停群组服务。根据我国的法律,群主只有在群内违法信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并且自己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才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杨小军也认为,管理责任并非上述一些网友所理解的“让群主也要承担群成员违法违规的责任”。在互联网群组中不只有群主一个责任主体,还有群主、参与人(发言人)、网络平台提供商、相关主管部门这四个主体共同参与,才有互联网及其群组的发展进步;同样,四个主体也分别承担相应责任。所谓“谁建群谁负责”,应该是谁建群谁负相应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更不是一个责任主体转移自己责任的“出口”。

  群主如何管好自己的群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完成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对于数量庞大的群主们来说,《管理规定》施行后,该如何管理好互联网群组呢?

  《管理规定》第9条规定,“互联网群组成员在参与群组信息交流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对于“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很多网友感到不好把握。杨小军认为,网络互动中经常出现一些“过激言语或者粗俗言语”,其中有的语言可能已经涉嫌侮辱他人,违反民法相关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能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这些语言或表达方式是应当抵制或者摒弃的,与“文明互动、理性表达”也是相悖的。可以说,“文明互动、理性表达”的基本判断尺度就是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群主在对群进行管理时,也应当以此为标准,监督群成员的表达或者互动,防止“越界”。

  法律法规众多,有网友戏称,通过司法考试才敢当群主。有的群主对法律法规不是很熟悉,那么其对群成员的信息交流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该如何判断、管理呢?王卫国表示,这还是网友对管理责任的过大理解。实际上,群主只要根据一般人的判断,认为群成员的表达明显不妥时,给予提示、禁止,就算是已经尽到管理责任了。对于比较专业化的问题,法律法规不可能赋予群主过度的责任。

  很多朋友圈在流传包括不信谣不传谣、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涉黄涉毒涉爆不发在内的“群聊9不原则”,有群主表示了困惑,自己对于一些信息是否属于虚假信息或者涉黄涉毒难以判断,该如何管理呢?杨小军认为,所谓“群聊9不原则”,是网友自己对信息发布所总结的一些判断标准,不是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所以对于其中的内容还是要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把握。比如,“不信谣不传谣”实际上是对虚假信息的判断,对虚假信息从道德义务来说,应该是否定的、不应当传播的,但是只有发布、传播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虚假信息,才涉及违法。所以群主一般是对那些真假比较容易判断或者明显失实的、传播后果会很严重的虚假信息及时予以处理即可。

  有的网友表示,有时候群里信息太多,难以逐条查看,如果群成员言论不当,群主很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制止。杨小军对此表示,群主既然建立了群组,就应当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如果感到缺乏精力、管理困难时,应该交由他人来管理。当然,如果仅仅是个别人发布了不适当信息或用了不妥语言,没有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也不是很严重,群主没有及时发现制止,也不应当属于不履行管理责任。

  对“触法”群主如何处罚

  《管理规定》中,网友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其第10条中提到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什么情况下群主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将受到哪些处罚?

  其实在《管理规定》出台后,朋友圈中就不断有人传播公安机关、法院处理过的一些有问题的群主被拘留或作出其他处罚的案件信息,一些群主坦言“很有压力”。王卫国对记者表示,把这些案件信息与《管理规定》联系在一起发布,给人一种《管理规定》已经发挥作用、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的印象,其实这是对《管理规定》的法律效力不了解而产生的误解,是对广大互联网用户,尤其是广大群主们的误导。《管理规定》10月8日才施行,所以不可能根据《管理规定》对群主的行为进行惩罚。王卫国认为,利用群组发布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暴力、淫秽等非法内容以及虚假恐怖信息,损害他人声誉、散布他人隐私甚至用来实施各类刑事犯罪的事情并不少见,对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予以惩罚,根据的是《管理规定》出台之前法律法规早就有的规定,不能和《管理规定》混淆。也就是说,即使不出台《管理规定》,群主如果有上述行为,也同样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卫国认为,群主对于群内发布、传播信息的行为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疏于管理造成的损害后果,二是管理过程中有没有主观过错。如果主观上有故意或者过失,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如果造成损害后果,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群主发现群成员违法违规而没有采取措施造成一定后果的情况下,群主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群主将首先受到来自平台方的处罚:“由平台方依法依约采取降低信用等级、暂停管理权限、取消建群资格等管理措施。同时,平台方要建立黑名单管理制度,对违法违约情节严重的群组及建立者、管理者和成员纳入黑名单管理。”

  对于一些网友列举出群主需要对群成员的信息发布和传播行为而承担的诸多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杨小军明确表示了反对:“这个观点实际上是让群主一人负担所有人的责任,甚至把管理部门的责任都归到群主身上。这既不客观,也不可能。”实际上,个人的责任还是个人承担,群主要承担法律责任也是因为群主自己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杨小军还认为,对于因传播虚假信息而违法违规的群主,应该尽量宽容,处罚操作标准应该更加细化。如果群主明知是谣言却仍然传播,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群主不知道或者难以判断所传播信息是虚假消息,则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

多伦多:使用 140 种语言的城市 | BBC中文

September 19, 2017

9, 2017

林赛·加洛韦 (Lindsey Galloway)

  • 43分钟前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仍在不断扩大,每年新增居民超过 10 万,但人口的持续增长并未改变多伦多的城市性格。多伦多以多元文化和多样性而闻名(这里有 140 多种语言),对公共交通和科技的巨大投入让这座城市对新来者和硅谷人才越发具有吸引力。

然而,当地居民表示,要充分认识多伦多的方方面面,还需要花些时间。多伦多本地人、旅游博客"Alyssa"作者阿莉莎·詹姆斯(Alyssa James)这样写道,"这座城市不会轻易放弃它的秘密,我爱多伦多,因为你真的需要了解它才会爱上它。"

 

多伦多每年新增居民超过 10 万(图片来源:Roberto Machado Noa/Getty Images)

它的秘密之一是作为该城市后院的水滨地区。布鲁斯·潘·迪普(Bruce Poon Tip)说,"谈到水滨或沙滩,人们并不会想到多伦多,因为我们附近并没有海,但我们却有大湖",他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 27 年,创立了 G 探险公司(G Adventures)。他说,"湖水很干净,水滨的开发也让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在市中心以东 10 公里的水滨,每年 7 月都会举办国际著名的爵士音乐节。

多伦多以大量公园和小径而闻名;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以树冠覆盖面积而论,多伦多在全球城市中排名第四。

潘·迪普说,"多伦多让我尽可尽享大城市生活的好处,又不失小城的宜人生活方式。它干净、安全、可靠,还是创新和理想主义的中心,美丽动人。它在文化、人文和思想方面也非常多元化。"

 

你应该住在哪里?

多伦多很大一部分性格来自它的众多文化社区,其中包括小印度(Little India,市中心以东 6 公里)、小意大利(Little Italy,市中心以西 3 公里)、葡萄牙村(Portugal Village,市中心西南 3 公里)、希腊城(Greektown,市中心东北 8 公里)和唐人街(Chinatown,市中心以东 2 公里),后者是旧金山以外最大的唐人街。

"多伦多有着无限的多样性,饮食方面尤为突出。在多伦多,你可以找到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文化",马特·冲(Matt Chong)这样表示。他来自温哥华,是冲茶叶公司 (Chong Tea Co. ) 的创始人。他说,"在这里,一天内我既能买到世界一流的越南三明治,也能吃到盖满牛肉丁(kitfo)的美味埃塞俄比亚英吉拉大饼。"

多伦多唐人街是旧金山以外最大的唐人街(图片来源:Robertharding / Alamy)

唐人街以北的肯辛顿市场(Kensington Market)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市场之一,这里有众多当地企业,还有浓厚的独立艺术氛围,集中体现了多伦多的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皇后街和皇后西街(Queen West 和 West Queen West,均位于市中心以西 3 公里)是各种创意的荟萃之地,马特·冲说:"这里有大量商店、画廊、咖啡馆、餐馆和酒吧。"《时尚》杂志称之为"世界上最酷的街区",在这里艺术酒店、独立的时尚大牌和当代美术馆比比皆是。

多伦多的东部正在迅速崛起,这里既有老房子,也有城市公寓,依然经济实惠。历史悠久的古酿酒厂区(Distillery District,市中心以东 2.5 公里)、倡导健康的金丝雀区(Canary District,市中心以东 2.7 公里)以及崭露头角的河谷区(Riverdale,市中心东北 4 公里)都是年轻人最爱的东部社区。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古酿酒厂区既有老房子,也有城市公寓,依然经济实惠(图片来源:Roberto Machado Noa/Getty Images)

可以去哪里玩呢?

城市岛(City Island)从市区乘船 20 分钟即到,是当地人最热衷的夏季旅游目的地,有租船、自行车道和水滨。当地一位房地产经纪人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表示,"甚至有一段时期,全职工作的居民都住在别墅里。这些别墅是本世纪初专门修建的避暑地",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还分享了本地生活提示。"这里非常迷人,值得一游。

尼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距多伦多以南仅 128 公里,但除了游客们常去的瀑布,当地居民们更喜欢去附近的酒庄一游。马特·冲说,"我最喜欢的是红石酒庄(Redstone Winery),它的餐厅和酒单令人不可思议。"

尼加拉大瀑布距多伦多以南仅 128 公里,是一个容易前往的度假目的地(图片来源:Wolfgang Kaehler/Getty Images)

爱德华王子郡(Prince Edward County,多伦多以东 200 公里)是安大略(Ontario)最好的葡萄酒乡之一。在该郡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流域有个被称为千岛(有近 1800 个岛屿的群岛)的地区。

蓝山(Blue Mountain,多伦多以北 160公里)滑雪胜地也是一个全年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有滑雪、北欧温泉浴以及划船和骑自行车等夏季活动。

价格实惠吗?

虽然居民们都认为,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相比,多伦多房价高得多,但他们也表示,与其他大城市相比,这里的房价仍然算得上实惠。2017 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生活物价指数排名中,多伦多在 133 个城市中名列 86,排在纽约、伦敦甚至墨西哥城之后。

多伦多水滨位于市中心以东仅 10 公里处(图片来源:CharlineXia Ontario Canada Collection / Alamy)

潘·迪普表示,"如果手持英镑这样的全球货币,购买力就很大,几乎一分钱能当两分用。我有来自欧洲、美国和英国的朋友,他们飞过来往往就是为了购物。"

请访问 BBC Travel 阅读 英文原文

闫淮:红卫兵头头“记录在案”

September 19, 2017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简称“记录在案”)。“记录在案”由青干局负责,当时青干局中的文革在校大学生,表现“特别优异”的只有两人。另一位两个月前的春节,不与全?局员一起集?空手去为李锐拜年,次日独自带重礼去李家,被李锐看轻。“记录在案”的重担只能压给我,我向北京考察组请假一周。急性子的我,23日星期六(当时每星期只休一天)在中组部文件发出的同日,即起草青干局下星期三召开“北京高校记录在案会议”的通知。25日(星期一)各校同时接到中组部文件和青干局会议通知,他们感慨青干局的效率。

  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中,就贯彻“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以上是文件原文)——进行认真学习领会。对“记录”工作的宽严尺度、政策掌握、进度要求进行了详尽讨论,基本按我们的要求达到共识。

  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这与日后陈云对“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对象。”不是李锐与我有先见之明,我们当时都是陈云嫡系嘛!

  几个月后青干局机构确定,分成三个处,我在地方处,先后到东北和华北考察后备干部。当年底,各大学陆续报来“记录在案”的工作总结,其统计汇总工作已经移交综合处,我无暇过问,只索取了清华的资料。当时并未翻阅,现在发现还保存着。

  清华“记录在案”原始数据如下:蒯大富的“团派”纪录50人,其中有严重问题的核心成员14人,刑讯逼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者17人,反军乱军问题严重者13人,武斗骨干6人。此外1970年代逮捕判刑“团派”12人,除蒯大富外,其余11人皆因武斗杀人。“四一四派”记录8人,其中核心成员6人,反军乱军者2人。值得注意的是:被记录的48人都有“主要问题”,唯独陈楚三和孙怒涛,只注明“四一四总部核心成员,未发现什么问题”。

  我直接干预基层“记录在案”的“非组织活动”: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学同学汪某,思想简单的书呆子,批斗被毛泽东点名为坏人的冶金部长时,推搡此人。钢铁学院要把汪“记录”。我找他们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领袖点名、小将奈何。汪父只是矿院副院长,要是高院(最高法院)正院长,你们还敢记录吗?”汪得以幸免漏网,后顺利国内读硕、赴美读博;发明两项专利,无偿捐赠给差点把他“记录在案”的祖国。

  “六四”辞国后,我对中共成立后70年的历史全面重新审视,特别是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的事件深刻反思,“记录在案”是最大的心病。1983年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我认识到新专制的危害。1984年初整党检查时。我说:“整党要求重点要清理三种人,但是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我认为:三种人只要不牵涉刑事犯罪,就不应该重新处理;记录在案人员更不必长期纠缠。由于对记录在案者背对背、不处分,因此当时没有立即显现出对其不良影响。但是,文件要求对“没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记录在案,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顶着“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限制使用、无法进取。——我有愧于他们!尤其我的学长孙怒涛和陈楚三,当时经过十几年反复审查“未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还要“记录”!全国类似情况肯定不在少数,我更有愧对他们!

  我对“记录在案”的最新认识。中共建政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对“地富反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坚决严厉镇压、实行“杀关管”,即枪毙杀头、判刑关押、监外管制。尤其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甚至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政军骨干,即使没有反抗新政权、不构成现行反革命者,也定为历史反革命实施“杀关管”。文革结束,邓小平和陈云等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向后看”——对上至林彪和“四人帮”、下至社会上的“三种人”等毛派文革积极分子和勇敢分子深恶痛绝,必欲判刑和处分;“向前看”——唯恐造反派掌权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学生造反派,具有与“第三梯队”同样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优势,要格外提防(王洪文因年轻在监狱受到特殊“照顾”过早离世)。这就是为什么对“没有问题”的“非老红卫兵”的群众组织领导也要记录在案的原因。我以为:这与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同一思维模式和政治考虑。前者有许多老冤死鬼,后者有众多小冤活人!历史应当还他们一个清白和公道!

□ 摘自:阎淮:《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2017年出版

 

转自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二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九五期(zk1709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白头翁:袁世凯的狡猾与“曹三傻子”的厚道

September 19, 2017

2017 年 09 月 18 日 由 lixindai 发表于华夏快递

1913年10月6日,是国会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要选举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议员们都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把徽章别得正正的,他们要代表全国人民选举大总统,心情还多少都有些紧张。其实最紧张的是坐在中南海新华宫中的袁世凯,他知道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很多议员都不会选他,20多名候选人要民主选举,无计名投票,尽管他在底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依然忐忑不安。

袁世凯估计到这场选举的艰难,他做好了预案。他派他的亲信坐镇在国会后面的圆楼二楼大厅现场指挥,这座圆楼修得奇特,迎面是两根罗马立根,小遮顶,开脸是半圆,两侧是立方,二楼格局,南北通透,有罗马古建筑之韵味。此建筑现为新华社老干部活动中心,在当时是议长、副议长,政府总统、总理会前会中休息的地方,因此木制地板及扶手都是从印度进口的红木所做,大厅内的装修完全是德国格风。袁世凯派他的秘书长、内政部长等亲信坐镇圆楼,离国会仅仅十几步之遥。

袁世凯果然政治老道,759名议员选了一天,投了两次票,均不到三分之二人数。袁世凯就派人先把国会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断水断电断进出,数千“公民团”义愤填膺,恨不能生吃了议员,他们要求议员赶快投票,选袁世凯当大总统。在圆楼直接指挥下,“自发”围困国会的公民一连三次冲击国会,每次都几乎冲进国会,要不是德国建筑师修建的国会坚固,后果不堪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民”们眼睛都红了,他们要拉出议员论理。有的人甚至爬上层顶,有的人爬上窗户,声讨之声声震国会,有的议员都吓得两股战战,面皮变色。

袁世凯的办法简单实用,选不出我,就饿着、渴着、晾着、吓着你们。果然袁世凯厉害,国会的议员们可以自由议,自由选,经过12个小时三轮的投票,袁世凯终于如愿当选正式大总统,国会内几乎鸦雀无声,似乎是一种悲哀的沉默;国会外却欢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真乃奇观。

191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国庆日,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宣誓就职。国会要求袁大总统到国会就职并向议员发表就职演说。袁世凯正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他说他再也不进那个“笼子”。他在满清王朝紫禁城的保和殿举行就职仪式,他图个吉祥,有帝王之气。对皇帝那一套袁世凯更感兴趣。袁世凯践言,直到袁死他再未踏进国会一步。他恨国会,也恨那幢国会楼。

谁都没想到,国会一个小动议,百年之后尚有余波。

国会议定,把宣武门至西便门的顺城路改为国会街,拨款重新修建。它是国会前面的唯一大道,更名国会街,响亮时髦。当时有外国记者报道,说这条国会街是世界四大国会街之一。实际上,这条路只是把国会楼到参议院之间的路重修了,其余的地方只有其名,未见其实。非常遗憾,中华民国实行的两院制,参议院的旧址早已荡然无存了,什么年代拆毁的也无明确记载,只知道中华民国的参议院大致应在新华社印刷厂一带。

三十多年前新华社礼堂上仍然钉着国会街头的门牌,新华社大院管理处的正名仍是新华社国会街管理处。国会街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中国探索民主的第一次尝试,那是历史。

1923年9月12日,国会又因爆出贿选总统而“名存青史”。国会楼见证了这一中国民主的丑剧。曹锟靠贿选如愿以偿当上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现在很多人把曹锟骂得一钱不值,“曹三傻子”也因此出名。其实曹锟不简单,不是大白脸,也不是三花脸。曹锟在河北任直隶总督时,创办了河北大学,从全国请教授,他曾问,在北京一位大学教授一个月关多少饷?回报大洋五百。他说咱河北大学也得是这个价!只要有空,每临发工资,曹锟都亲临大学,把包着红纸的大洋托在托盘里送到教授手里,对每位教授都点头哈腰,口中连说辛苦、辛苦!夏天保定天热,曹锟看教授讲课辛苦,曾亲自搬椅子进教室,还规定让学校杂役向讲课的教授送凉毛巾,这在北大教授也没这个待遇。

曹锟晚年下台后寄居天津,日本人千方百计要他出来组织伪政府,汉奸一批接一批上门当说客,曹锟民族大义,不为所动。死后被国民政府追封为一级上将军。他不识字,但是他信誓旦旦地说不能叫河北的子弟们再当睁眼瞎。他开办公费乡学。

有人对曹锟说,想当大总统犯不上费那么大劲,咱有的是枪,每个议员腰眼上顶杆枪还怕他不选?曹帅说,放屁!这是民国,国会要民主,咱就给钱办民主。一张选票开到5000大洋,当时国会后面的克勤郡王府败落后,曾经以5000大洋开过价。现在已经是北京市实验二小了。曹锟出价够狠的,但也有一条,开的是“白条”,要等当选后才兑现,曹锟不傻。当年在六国饭店还有一摊反对曹锟上台的,向议员们开反对票,每票8000元,但未能拦住曹锟。

曹锟对国会是毕恭毕敬,从来不穿军装不穿马靴进国会,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不敢像袁大总统在国会使劲跺地板。曹锟怕国会。

仁义楼和礼智楼是红色的二层排楼,红砖、红瓦、红屋顶、典型的十九世纪德国建筑的风格,老北京人曾给它们起过一个雅号:喇麻红。楼两边有木板楼梯相通,上有遮雨的栅蓬,因为民国初年北京雨水勤。新华社最早把它们用作编辑部,俗称红一楼、红二楼。仁义楼和礼智楼是为议员们工作的办公室和临时休息室。它们的东面最早曾有一排灰房子,那便是国会常务办事处的“交通处”,五十多辆崭新的人力车是日本领事馆送的,拉洋车的都统一穿国会的号衣,前后都写着两个大字:国会。一路畅通,行人车辆都回避。后因新华社盖职工食堂拆去。

红一楼、红二楼曾经光辉灿烂。不是什么人想上就能上的,每当国会有大事,民国要选举,名人要员都满脸堆笑,双手抱拳地挨门拜访,唐绍仪、陆征祥、段其瑞,徐世昌等都曾率其阁员拜上红一、红二楼。其中有一位名士值得一提杨度先生,他曾经受袁世凯委托,为作议员们的工作多次上红一、红二楼,可能在此还办过公。后成为“安筹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复僻倒台后,曾被民国政府全国通辑过。1927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讥讽他又投机革命,投机共产党。杨度曾说,现在人避之不及,我冒死参加,何机可投?说的倒也掷地有声。

1927年4月初,杨度参加曾为中华民国总理熊希龄长女的婚礼,得知张作霖已经决定要派兵进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他赶忙通知共产党人,让李大钊马上转移,后因李大钊没走,被捕遇害,杨度曾双手捶胸,悔之深刻,后悔自己没亲自去说服李大钊转移。呜乎哀哉!

张作霖不愧是东北胡子出身,奉系主政后,二话不说,解散国会,议员工资一分不发,全部遣散,国会门口放四个兵,谁去抓谁,那才叫门可罗雀。北洋政府垮台后,国会驻地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改建为新民学院,据说是专为伪政府培养科级以上的官员。抗胜利后战,归北京大学第四院使用,后华北大学由石家庄迁至北京,这里又改为华北大学三部。直到1946年7月胡适由美国回来,任北大校长雄心勃勃,他倒十分看好国会这地方,他要在此建北大分社,双十节时,胡适先生曾登国会讲堂,作过一番北大如何发展的演讲。据说胡适先生还曾饶有兴致地去看了那棵菩提树,因为胡适不太相信在北平这样纬度的地方还会有“菩提树”?

毛泽东一挥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走过去看看这些已经饱经岁月沧桑的国会建筑,方知那就是中国走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就在新华社 大院里……

读者推荐

齐宏伟:司徒雷登回葬北大为何遭反对?

September 19, 2017

图源花夫人 2017.09.19 20:29 转帖发表在 猫眼看人

题记:

今天是他的祭日!转发此文以示纪念。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





司徒雷登, 一个被中国人多年来熟悉又充满偏见的名字。但实际上,在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句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还是我们熟知的司徒雷登吗?

(作者:齐宏伟)

半个世纪前,1962 年9 月19 日,已经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无声息地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离开人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司徒雷登

然而这份熟悉却带着浓浓的偏见。毛泽东1949 年在新华社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一代代学生的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2008年11 月17 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

无缘无故的爱让国人感到陌生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 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 年他回到美国,1893 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 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 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

服侍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1904 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 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 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 年5 月,司徒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 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 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 万美元。1917 ~ 1918 年,燕大总预算为3.5 万美元,有87% 来自教会捐助。1937 ~ 1938 年预算为21.5 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 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 年到1949 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 年到1952 年,燕大办学仅33 年, 注册的学生达9988 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 人, 各学科带头人超过百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 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 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 人之多。

偌大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1955 年8 月1 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1962 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1973 和1984 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 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1986 年6 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 年4 月,中国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988 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2001 年4 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时光流转,在无限期的“暂缓办理”之中,国人逐渐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

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有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 年8 月2 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无意遗忘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4138 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230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1946 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2001 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 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从杭州回南京的车上,在吵杂的车厢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有憾,但无悔,因他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1876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美媒:中国今年连续六个月增持美国国债

September 19, 2017

2017年9月20日 06:00

  • 美国之音

香港一家货币兑换店里的雇员展示人民币和美元百元钞票 

根据美国财政部9月18日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增持美国国债。这被认为与今年以来人民币币值坚挺有关。

在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需要减持美国国债以支撑不断贬值的人民币,2016年中国的资金外流严重。

然而今年这个趋势得到扭转,中国目前持有1.17万亿美国国债,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债主。自今年1月起,中国增持了共1149亿的美国国债。

路透社援引法国兴业银行纽约分行美国利率策略主管沙巴德拉·拉加帕的话说:“中国现在完全转向。可以看出中国对于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满意,因为中国又开始增加外汇储备了。”

自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5%。在2016年,人民币贬值近7%。

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二大外国债主,持有1.11万亿的美国国债,7月增持220亿美元。


He Qinglian‏ @HeQinglian 30分30分钟前

中国今年连续六个月增持美国国债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treasuries-20170919/4035843.html …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今年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共1149亿,共持有1.17万亿美国国债。 评:政府通过限制私企对外投资,逼其资金回流打赢了外储保卫战。问题是:这种方法可一不可再。

View older posts »